歌德的《亲合力》

伊索尔 发表于 2010-01-31 14:58:53

 歌德的《亲合力》

——献给Jula John

 

伊索尔译

 

盲目选择的人啊，

叫牺牲的迷雾击中了眼。

——Klopstock

 

有关文学作品的种种写作暗示我们，文学研究中那些绵密的细节研究往往更有赖于因语文学之故——而并非因批评——所作出的陈述，。因此，下文对Elective Affinites的文字展示——同样究其细节——也许会轻易地被坐实为偏离了呈现它的最初意图。 看上去这可能像一篇注解（commentary），而它切切实实意在成为一次批评（critique）。在艺术作品中，批评探求真理内容；注解，材料内容。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由文学的基本律法所决定，据此，越具有重大意义的作品，它的真理内容和材料内容就会以愈难察觉却更紧密的方式捆扎在一起。因此，如果验证为具有持久力的那些作品恰好是其真理内容更深地沉入材料内容的作品，那么，在这一持续的进程中，种种具体的现实在观者的眼前上升，它们越是徐缓地消失在世界上，就越显得独特。话虽如此，仅凭现象判断，在一件作品的肇始处结合着的材料内容和真理内容，在一个持续的过程中，将逐渐彼此分离。其原因在于，真理内容总是维持着同一程度的隐蔽性，而材料内容则声名在外。因此，阐释令人吃惊和好奇的东西——即材料内容——逐渐地变成了任何一位后来的批评家的批评前提。我们可以把他比作一位古文书学家，面对着一卷羊皮纸。一份更有力的文稿面貌遮盖了羊皮纸卷褪色的文本，却又指向那文本。古文书学家将不得不从阅读后来的文稿开始，而批评家将从评论着手。一个突如其来的念头，一个判断标准一跃而出，像一件无价之宝；仅当其时，批评家才能提出批评的基本问题，即到底是真理内容的外观和光泽【Schein】取决于材料内容，还是材料内容的生命取决于真理内容。即在作品中，当它们彼此分离时，它们就作品不朽的声望作出了决议。在这个意义上，作品的历史为作品的批评做出了准备，因此，历史的距离也加强了它们的威力。打一个比方，如果把生长着的作品视为火葬时用的一堆柴垛，那么站在它面前的注解者像一位化学家，而批评家就像炼金术士。因而，对前者而言，木柴和灰烬是他仅存的分析对象，就后者而言，只有火焰本身保存着一个谜语：到底有什么，还活着。因此，批评家探究真理，在过往的沉重木料和经验的轻微灰烬之上，它那活生生的火焰继续燃烧。（Selected Writings, Vol.1 p.297-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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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否定，减法——论帕索里尼

伊索尔 发表于 2009-09-08 00:28:29

 
作者：阿兰.巴丢（帕萨迪纳设计学院艺术中心，2007年2月）
编译：伊索尔
 
这次讲演的抽象部分很简单，我归纳了以下五点：
1，在某种意义上，一切创造，一切新奇新颖，都是一种否定的肯定内容。之所以是“否定”，原因在于，如果出现的真是新东西，那么，它不可能被降低还原成产生这个新东西的客观环境本身。所以理所当然，这个新东西看起来并不遵守产生它的客观环境的常规法，而是常规法的一个否定例外。之所以是“肯定”，是否定的肯定内容，原因在于，如果一种创造可以被降低还原为对客观习惯法的否定，那么它自身同一性的建构就完全依赖这些习惯法。因此，一种新奇事物的真实本质暗示了否定，然而它必须在否定之否定性以外去肯定，去肯定它自身的个体同一性。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一种创造或某种新奇事物一定要被定义为某种否定的肯定部分，尽管这种定义是自相矛盾的。
2，我把“破坏”称为否定的否定内容。比如说，假如思考20世纪初勋伯格发明的十二音体系，我们可以说，这一发明破坏了过去三百年支配着西方音乐世界的调性音乐体系。在同样的尺度上，马克思的革命观念是这样的，让我们彻底破坏布尔乔亚的国家机器，通过这个手段，让我们完成对资本主义的内在否定。在这两个例子中，否定是令旧世界彻底瓦解的那个过程的事件性浓缩，它是实现否定之否定力量，否定之否定性的一种事件性的浓缩。我把它称之为破坏。
3，我把“减法”称为否定的肯定内容。比如，新的音乐原理，被勋伯格用来结构音乐作品中——在调性体系之外——得到认可的音符序列，我们不能通过对调性体系的破坏而推导出这些原理，它们构成了音乐行动的新框架的肯定法则，它们表明了音乐话语可能有一种新的一致性。我们应该明白，重点在于这种新的一致性并不是在体系瓦解过程中出现的新东西。新的一致性之所以是新的，就勋伯格的原理所施加的旧框架来说，原因在于音乐话语避免了调性音乐的法则，或者，更准确地说，音乐话语逐步地漠视了这些法则。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音乐话语从它的调性合法性中被减除了。很清楚，这个减法在否定性的视野之内，然而它存在于否定之纯然否定的内容以外。它存在于破坏之外。
在政治语境中，马克思同样如此。马克思坚持说，破坏资本主义国家，这本身不是一种成就。目标是共产主义，也就是国家自身的终结，社会阶级的终结，出现了公民社会完全平等的组织形式。然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必须先用一个新的国家取代资本主义国家，而这个新国家不可能直接来自于对原来那个国家的破坏。实际上，这个新的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区别有点像今天的实验音乐和十九世纪的学院调性作品，或者一场当代表演和一场学院派对奥林匹斯诸神的再现之间的区别。因为新的国家——马克思称之为“无产阶级专政”——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组织和计划自己的消失，这个国家根本在一个“非国家化”的过程中。也许就像对阿多诺来说，“非形式的音乐”是一件作品中所有形式分崩离析的过程。这样我们可以说，在马克思原来的思想中，“无产阶级专政”命名了一个国家，它从“常规”国家的古典法则中被减除了。因为，古典国家是一种权力形式，而以“无产阶级专政”为名的国家是一种非权力的力量，是导致权力问题消失的一种力量。在任何情况下，我们称之为减法的是否定的这一部分：它的方向取决于某种东西的可能性，这种东西存在于构成否定之否定内容的种种原则之外。
4，所以，否定，在它具体的行动中——政治的或艺术的——往往悬置于破坏和减法之间。否定的基质在于破坏，这是上个世纪（20世纪）的重大理念，而21世纪开端的根本理念则必须主张，否定的基质在于减法。
5，但减法不是对破坏的否定，而破坏更不是对减法的否定，这就是我们在勋伯格和马克思那里发现的。最困难的问题却是从减法的角度出发，从减法的角度去伸张否定概念的彻底性，正如列宁，勋伯格，或杜尚，约翰.凯奇，或毛泽东，或波洛克从破坏的角度来主张否定概念的彻底性。
我提议，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帕索里尼一首宏大诗作的一个片断，来说清楚破坏，否定和减法之间非常复杂的相互关系。帕索里尼是著名的电影制作人，他在六七十年代导演的电影，通过当代视觉阅读的方式，深刻地处理了西方思想中两个伟大的传统：《美狄娅》和《俄狄浦斯》关于古希腊，《马太福音》，还有一份极复杂的写圣保罗生平的手稿，是关于犹太-基督教。这一切，组成了对历史，神话和宗教三者关系的一场艰难的思考。帕索里尼既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又永久地受困于他的宗教童年。所以他的问题是：作为一种政治性的否定，历史，它革命性的生成过程，有没有破坏希腊神话的悲剧美和基督教的和平许诺？还是说，我们不得不发明一种减法，从而，在一个平等的新世界中，使美和和平获得一种肯定性的一致性？ 
帕索里尼的私生活和他公共信念之间的关系也很出名。他是同性恋，并且这个事实是他的政治观点的一部分，而这远远早于作为一种社会运动的男女同性恋运动的开端。他完全明白，他的欲望——就他的情况来说，他渴望着罗马郊区年轻而穷困的工人——并非独立于我们意识形态化的选择之外。这再次说明了，问题就在于把性的欲望铭刻进政治否定性之内，而这种否定性的特点不在于某种纯粹的颠覆性和破坏性，这种否定性的特点在于一种创造性的替换，替换掉把个人的主体性从集体的主体性中分离出来的那一条边界线。
1975年11月，帕索里尼被谋杀，当时他53岁。这是一场可怕的谋杀，关于它发生时的种种社会政治状况，直到今天，我们还没办法完全弄清楚。但是，很显然，它们当时所处的历史瞬间恰好是政治决定性和性（别）的社会状况相互关联的瞬间，这一瞬间，对于帕索里尼来说是新的真理的内容来源，然而，也是一场生活悲剧。
辉煌的电影，政治承诺，批判文章，伟大的小说，新的生活方式，在这一切之外，帕索里尼还是他的时代的伟大诗人。我们可以区分他的三种诗歌作品集。1）帕索里尼20来岁的时候写的诗，这些诗是用一种意大利方言（Frioulan）写的。这里，我们看到他的意图是从权威的官方意大利语中，把诗歌减掉，而且用一种大众的语言反对国家语言。这是典型的，被德勒兹命名为“小政治”的一个诗歌例证。2）1957年出版的伟大诗集，它的核心是一首宏伟的诗作，《葛兰西的骨灰》，这是一次错综复杂的沉思，关于历史，关于马克思主义，关于意大利风景和个人情感。这首诗的题目本身是针对忧郁否定性的一个隐喻。葛兰西，理论大师，意共的奠基人，在诗歌里，他仿佛消散分布在人类历史的各处尘埃中。3）60年代初的两部诗集：《我的时代的宗教》（1961）和《形同玫瑰之诗》（1964）。这是一个背景，我想在这个背景下讨论以下诗歌片断。在根本上，帕索里尼的苦涩，他的失望，是由意大利左翼的种种实践导致的，更准确地说，是意共的两次严重失误带来的。第一，二战期间，意共背叛了成千上万反法西斯、反纳粹的武装青年。第二，意共没能成功组织意大利城郊成千上万青年工人的起义。
这就是对年轻的民众的双重否定。过去，他们的战斗被遗忘了；如今，他们的起义受到轻视。有两个重要的原因，却使帕索里尼充满激情地关心着年轻人的生存和他们的奋斗。第一，他的弟弟，Guido，一名游击队员，一名抵抗战士，在战争中被杀死。而更糟糕的是杀死他的不是法西斯，而是另一个国家的共产党人，南斯拉夫的共产党人，因为当时意大利和南斯拉夫人在争夺接壤的边境地区。第二点，作为同性恋者，帕索里尼常常和一些年轻而穷困的工人，或郊区的失业者有真实而持久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帕索里尼的许多诗总是谈论大写的历史、政治和无产阶级青年的日常生活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让我们来听一听其中一首长诗（Vittoria，《胜利》）的片段。
 
“一切政治都是现实政治，”战斗的
灵魂，带着脆弱的愤怒！
除了这个灵魂，你再不认识别的，
它是聪明人的圣歌，革命者献身于
最诚实的普通人
（他们做了严酷年代杀手们的共谋犯，
和古典主义的保护人联手，这样，
共产主义者就变得可敬了）：你不再认识那颗心，
它给自己的敌人做了奴隶，它想去
 
它的敌人要去的地方，由一种历史带领着，
这是他们共同的历史，这历史使他们，在深处，
牢牢地变成了兄弟；你不再认识那种恐惧
 
一种意识的恐惧，它和世界搏斗着，
它一样遵循世世代代的争斗法则，
就像一种悲观主义，在其中，希望
 
沉沦得更加生机勃勃。欢乐地
欢乐着，丝毫没有隐秘的动机，
死去的年轻人，组成一个军团，
 
在刺眼的阳光下盲目着，他们来了，
他们等待。如果他们的父亲，他们的领袖，
专注于一场和权力的暧昧的辩论，又
 
被辩论的辩证法捆绑，而历史无休止地变更着——
如果他遗弃了他们，
在白色的山谷中，在晴朗的平原上，
 
慢慢地，慢慢地，儿子们
野蛮的胸膛里，仇恨变成了对仇恨的爱，
只在他们的身体里燃烧，这几个，被选中的。
 
啊，绝望多么肆无忌惮！
啊，阿那奇，对圣灵的
自由的爱，唱着英勇的歌！
     对这个片段进行一般性的观察，我们可以这样说：人人都在说政治必须是现实的，而一切理想主义的幻想都被证实是危险的，是血腥的。但是，对政治来说到底什么是真实？真实就是历史，真实就是奋斗和否定的一个具体生成的过程。但怎样才可能理解或分辨大写的历史呢？如果我们知道大写历史的规则，知道生成过程的伟大规律，我们就能做到。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教训。然而，大写历史的规律，对于我们和对于我们的敌人来说，难道不是同一种规律吗？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又如何区别什么是否定，什么是赞成呢？
   我们的情况是这样，在“破坏”被压制的地方，“减法”本身——或者说“破坏”的对手——变成了“破坏”的同谋者。帕索里尼这样写：我们发现我们和敌人走的路一模一样，“由一种历史带领着，这是他们共同的历史”。政治性的希望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如果上一场战争中死去的年轻人看见当前的政治现状，他们决不会同意这种同谋关系。最后，他们会拒绝他们的政治父亲，也就是意共的领导团体。他们必然变成野蛮人，变成虚无的人，就像那些年轻的郊区失业者。
这首诗是一份真实否定的宣言书。
如果把“减法”从“破坏”中分离出来，带来的后果是我们拥有了“仇恨”和“绝望”。上一场战争中死去的英雄和我们郊区饱受轻视的工人们，他们的形象混合在一起变成恐怖分子式的人物，这就是这个后果的象征物。但是，如果把“破坏”从“减法”中分离出来，结果就是政治的不可能性，因为这样一来，年轻人就被一种类似于虚无主义的集体自杀收编了，他们不再能思考，也没有目的地。在第一种情况中，父亲们，本应对解放政治的方向负责，却以“真实”的名义，遗弃了他们的儿子。在第二种情况中，儿子们，本应是一场可能的起义的集体力量，以“绝望”为名，抛弃了他们的父亲。然而，解放政治的可能仅仅存在于这样的情况，也就是一些父亲母亲和一些儿女们联合起来，以一种有效的方式否定这个世界的现状。
我对这首诗的几点评论：
1）整个开头：在“现实政治”的观念之下，出现了一种没有“破坏”的否定。对此，我的定义是：这是一种“对手”，就一般民主的意义来说，就像今天的美国民主党人反对小布什。关于这种否定，我们找到了两个出色的定义：“聪明人的圣歌”和“古典主义保护人”。你会发现，这两种情况都是拿艺术上的保守主义来作对比的。
2）“严酷年代”是指二战中的年代，在意大利，在很大程度上，这也是一场内战。
3）“对手”的核心在于用“真实”的暴力取代某些规则。用我的术语来说：用断裂性的“事件”取代历史规则，取代经济原则。而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和你的敌人一起“遵循争斗的法则”，最后，你终于变成了“你敌人的奴隶”，你的敌人的“兄弟”。
4）在这个背景中，帕索里尼对这一点提供了一种极敏锐也很忧郁的想象力。上一场战争中死去的年轻人的军队，其中当然包括他的弟弟乔多，回来见他们的父亲，他们的领导者，事实上，回来见他们今天的革命领袖。这军队，“在刺眼的阳光下盲目着”来到这里，他们等待着，“在白色的山谷中，在“晴朗的平原上”。然后，他们见到了他们的父亲，他们的领导者，专心致志地进行着一场无力的否定，就是说，一场以辩证法为形式的否定。而这一形式的否定不过是权力内部的一种否定罢了，这种否定只是一种和权力本身的暧昧不清的关系，这是“和权力的暧昧的辩论”。这样一来，实际上，父亲没有自由，他和权力的辩证法“绑”在一起。
5）结论是这位父亲“遗弃了他们”。你看见问题所在了，这就是今天的问题。死去年轻人的军队站在“破坏”那一边，和仇恨在一起。他们站在否定的最激烈的那一边，但是他们等待着一个方向，等待一个否定，在父系法律之下，这个否定有可能使“破坏”和“减法”获得一致性。但当代的领导者抛弃了他们，所以他们只存在于否定中的“破坏”那一方，他们不得不“绝望得肆无忌惮”！
6）对他们主体性的描述令人印象深刻。是的，他们在仇恨那一方，在“破坏”那一方。他们是“愤怒青年”。但是现在，出现了一个非常惊人的原则，“仇恨变成了对仇恨的爱”（“hate becomes love of hate”），这种爱是纯粹破坏性质的否定，没有“减法”，没有父亲，没有领导者，我们不得不面对赤裸裸的“儿子们野蛮的胸膛”。
7）伟大的诗歌往往是一种期待，一种对于集体的未来的想象力。帕索里尼描写了恐怖分子的主体性，他用一种令人吃惊的准确度暗示我们，年轻的男男女女的这一主体性说明了他们缺乏任何改变这个世界的理性希望。这就是为什么，在“绝望”（虚假否定所带来的虚无后果）、“阿那奇”（纯粹“破坏”性的政治版本）——也就是“对圣灵的自由的爱”，恐怖主义的宗教潜台词——和殉教者/烈士这一人像之间，他发明了一种诗性的对等。比起40年前帕索里尼写作《胜利》的时候，如今，这种对等变得更加明确了。
我们得出了结论：当今世界的政治难题没办法被解决，无论是在软弱无力的民主对抗中，还是在“破坏”性否定的神秘背景下，前者实际上把不计其数的人抛给了一个虚无的命运，后者是权力的另一个形式，这是一种死亡的力量。我们不要没有破坏的减法，也不要没有减法的破坏。这实际上是当今暴力的问题。的确，不同于上个世纪（20世纪）的观点，暴力并不是否定中具有创造性和革命性的部分。但自由的途径是一个减法的途径，为了维护减法本身，为了保卫解放政治的新王国，我们也不该以激进的方式排除一切形式的暴力。未来不在那些粗暴的郊区男男女女的那一边，但我们不能对他们听之任之；而未来也不在父母亲们的法律所给与的民主智慧那一边，所以我们也必须从虚无主义的主体性那一边吸收一些教训。这世界不是由法律和秩序构成的，而是由法律和愿望构成。就让我们从帕索里尼那里得到教训，既不要“专注于一场和权力的暧昧的辩论”，也不要把成千上万年轻的男男女女抛弃在“白色的山谷中”，抛弃在“晴朗的平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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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兰.巴丢：当代战士人像的政治和诗

伊索尔 发表于 2009-09-03 22:59:06

 
作者：阿兰·巴丢 [i]（洛杉矶大学，2007年1月）
译者：伊索尔
 
任何时候，在任何历史阶段，我们都应该和自身可能性之外的东西保持某种联系，和那些——作为一种理念——超出人这一动物的自然需求之外的东西保持联系。在至关重要的经验中，例如爱，艺术创造，科学发现，政治斗争中，我们必须超越我们生命的和社会的决定因素。我们必须在我们人性的内部去迎接非人性的因素，它晦涩且暴力，光明而和平，它是人性因素本身的一分子。所以，我的朋友利奥塔这样写，著名的“人的权力”就是“无限性的权力”。人性不能还原为动物性，正因为非人性是人性中具有创造性的那一部分。在非人性的因素中，人，这一造物，表明了人的条件中的一部分：它尚未存在，但有待成形。人性从来没有彻底实现，也绝不是什么自然的东西。人性是对于它自身固有的非人性因素的无限的胜利。去支持，去接受我们自己所固有的对非人性因素的体验，我们，我们所有的人，一切作为动物的人们，有必要运用某种想象性的工具。我们必须为存在于自身之外的这种人性，为这种可怕而丰饶的非人性的因素，发明一种象征性的再现方式。我把这样的再现称为一个英雄人像。称之为“人像”，因为人像的行动总是一个象征性的行动。称之为“英雄”，因为英雄主义完全是人的行动中的无限之举。英雄主义，在具体情况下，清晰地呈现出，在人形动物的自然边界以外，承担着人性的某种东西。
我很有把握地说，我们所处的历史时刻已经失去了对前进方向的判断。这意味着什么呢？非人性的可怕经验定义了上一个世纪（20世纪）。不惜一切代价，创造一个新世界，创造一种新人，这是20世纪的观念。英雄人像，往往被看作邪恶的形象，而且往往在别处。“革命”这个词语曾一度是某种毁灭性经验的综合。共产主义革命，摧毁一切艺术的艺术，科学和技术的革命，性（别）革命。旧传统终点上的形象是毁灭一切的英雄主义，是创造一种虚无阙如的新的真实。人性本身，一度是新上任的上帝。而如今，这一切都面临着整体性的危机状态。这一危机的征兆之一是旧传统的返回，是死去的旧神祇的复活。一切英雄人像也都是陈旧的，比如那些宗教性的献身，那些嗜杀的盲信，以这些形象为幌子，决不会有什么新东西出现。它们同人性、非人性的分离说彼此结盟，不利于融合了非人性的人性去创造历史存在的新序列。但是，和陈旧的牺牲奉献相比，缺乏（不论哪一类）英雄形象也并不更好。
我们遭遇了科技谋杀的绝对非人性，遭遇了日常生活一切领域的官僚监管。我们遭遇了血腥的战争，缺乏任何形式的信念和信仰。事实上，我们遭遇了旧的宗教献身精神和资本主义控制一切的盲目意志之间的一场黑暗之战，其中，始终缺乏一个积极的、带有象征性的创造力因素的形象。这就是说，为什么我们需要思考英雄人像的命运。我们应该用新的术语把我们的问题形式化。在方向不明的时代，我们无法接受旧的、具有宗教献身性的亡灵的返回，但我们也无法接受人像的完全缺乏，接受一切英雄主义的彻底消失。这两种情况都将导致人性和它的非人性因素之间的、具有创造力的辩证关系的终结，而结果呢，是尼采所命名的“末人”的悲哀胜利。“末人”就是不具有人形之人的损耗殆尽的形象，这就是本性被死死卯住的人形动物的虚无意象，他缺乏任何创造的可能性。
我们的任务是：能否找到一个新的英雄人像，既不是宗教的或国族主义献身精神的旧形象，也不是末人，这一个虚无的形象？这个方向不明的世界有没有给一种新的英雄主义风格留下一个场所？但我们必须从头开始：分析上一个历史序列中最重要的那些人像的特征。如下：1）战争是英雄主义的典范场所。2）战士（Soldier）是革命场景中一切英雄人像的典范。3）战士这一人像是最近两个世纪的发明，因为，准确地说，此前，并非战士而是武士（Warrior）曾是“战争”中的英雄人形。4）诗歌刻画了战士人像的创造性价值。重要的问题是，在战争之外发明一种英雄主义的范例，但不重提基督教反战主义的老路子。
法国大革命之前，英雄的旧形象是单个的武士，这是一切国族的一切伟大史诗的核心形象。这不是一种集体人像，不是通过集体的纪律同某一个理念联系在一起的人像。这是一种自我肯定、自我提升明显的优越和高傲的形象。这个形象没有创造性的自由，相反，这位以武士人像出现的古典英雄早已服从了自己的命运。武士是结合了胜利和厄运，高傲和服从的一个人像；武士强壮，却无法选择怎样使用他的力量。他的暴毙往往缺乏明确的意义。武士人像在人性之外，而在人形动物和诸神之间，它不是一项真实的创造，而有点像一个位置，源于诸神一时半会的古怪兴致。这是一个贵族化的人像。法国大革命用民主和集体的战士人像取代了单个的、贵族化的武士形象。这是人性和非人性的一种新的想象性关联。重要的是这个概念，levže en masse，它意味着动员一切革命群众以反对敌人。这一种人像具有集体的因素，这一点至关重要。战士没有专名，他是理念的力量所带动的一项伟大纪律的良知成分。最终，他是匿名的。你们知道在巴黎，在凯旋门下面，有一把永不熄灭的火焰，为了纪念那些“无名战士”。不留姓名，是战士的象征性人像的基质。战士人像的基本尺度恰好在于英勇牺牲和永垂不朽之间的辩证结合，它和个人的灵魂或神明什么的毫无瓜葛。这是一种民主性质的荣誉，它创造了某种带着集体的、匿名的勇气之永垂不朽。现在我们该说说精神性的不朽了。
这当然是一个诗学的概念。在浪漫主义诗歌中，我们熟悉了永恒这个概念，它并不在另一个神圣的世界中，而是在我们这个世界的诗性体验之内。所以，从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到华莱士·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途经霍普金斯（Gerard Manley Hopkins）和夏尔·佩吉（Charles Peguy），许多诗人都曾歌颂过光荣而默默无名的战士。战士人像的艺术改造非常重要，因为这实际上是一个政治姿态。在一切政治革命的场景中，战士人像都具有示范作用。做一个“革命战士”，这是共同信念。而诗歌，一如既往地阐明了政治的主体性。这里，我为你们选了两首诗。第一首是英国诗歌，霍普金斯写于1888年，另一首是美国诗人史蒂文斯的诗，写于1944年。这两首诗的共通之处在于这样一个观念，就是说在战士的英雄主义和匿名的、非宗教的战胜死亡之间，存在一种互补互惠的关系。
 
A Soldier
 
Why do we all, seeing of a soldier, bless him? bless
Our redcoats, our tars? Both these being, the greater part,
But frail clay, nay but foul clay. Here it is: the heart,
Since, proud, it calls the calling manly, gives a guess
That, hopes that, makesbelieve, the men must be no less;
It fancies, feigns, deems, dears the artist after his art;
And fain will find as sterling all as all is smart,
And scarlet wear the spirit of war there express.

Mark Christ our King. He knows war, served this soldiering through;
He of all can handle a rope best. There he bides in bliss
Now, and seeing somewhere some man do all that man can do,
For love he leans forth, needs his neck must fall on, kiss,
And cry 'O Christ-done deed! So God-made-flesh does too:
Were I come o'er again' cries Christ 'it should be this'.

 

The Death of a Soldier

Life contracts and death is expected,
As in a season of autumn.
The soldier falls.

He does not become a three-days personage,
Imposing his separation,
Calling for pomp.

Death is absolute and without memorial,
As in a season of autumn,
When the wind stops,

When the wind stops and, over the heavens,
The clouds go, nevertheless,
In their direction.
 
我有三点评论：1）就霍普金斯本人来说，很清楚是一个人像的问题，关于一个典范。人人祝福战士，人人为战士的纯洁出场送上祝福：军装，英国士兵，猩红制服。因为他的出现是“战争的精神”。
2）为什么“战争的精神”如此重要？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人本身，就像以“基督”之名出现的上帝一样，是完整的，是获胜者。在匿名战士身上，我们看见“有个人尽了他的全力”（some man do all that man can do）。人类以战士的名义完成了人的本质。
3）然而，人的这一本质并不是单纯的获取，而有点像一场改造。在战士的举止中，我们得到了某种永恒的东西；就好像基督之死，使我们得到了他的复活，也就是新的生命。正是上帝本人的惊叫发现了战士: "O Christ - done deed!"
     最后我们可以说战士是一个隐喻，它包括了被真理抓住的男人或女人的三个重要特征。第一，这个例子对每个人说话，是一场普遍的致辞；第二，这个例子说明了人有行动的可能，当我们以为一切皆不可能的时候，它发明了一种新的可能性；第三，这例子通过专注于一个真实的理念，说明了什么是不朽，什么是永恒，于是发明了精神的不朽。
在史蒂文斯那儿，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切，不过他的风格更忧郁罢了。在我看来，史蒂文斯是你们美国最重要的诗人。他生出187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是一个年轻人。他死于1955年，所以，他也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恐怖大屠杀。他见到了战士人像的普适性的巅峰，也目睹了它的没落。我们来看一看，史蒂文斯这一时期的诗集的名称，1943年，史蒂文斯出版了《一个世界的局部》（Part of a World），你们看，这里我们发现了作为一个明确整体的世界的终点。在这本诗集中，我们看见了英雄的问题，其中一首重要的诗调查了战争中的英雄，而不确定性就是它的结论。接下来这首诗出自他的下一本诗集，Transport to Summer。“夏天”在史蒂文斯那儿往往是“肯定”之名，正如“太阳”命名了一个地点，“存在”和“出场”在那里几乎彼此一致。战争终结了“太阳”的清白，也终结了纯粹肯定性的夏天。问题是：在关于战争的一切发生之后，transport to summer又怎么可能发生？难道，在典范战士之死以后，我们还能再度希望“存在”和肯定性思想的某种真实显现吗？我们读到的这一首诗有一个法语题目，Esthétique du Mal，这是引用了波德莱尔。我们发现，这首诗关于美和恶，战士人像出现在第七节。
 
How red the rose that is the soldier's wound
The wounds of many soldiers, the wounds of all
The soldiers that have fallen, red in blood,
The soldier of time grown deathless in great size.

A mountain in which no ease is ever found,
Unless indifference to deeper death
Is ease, stands in the dark, a shadows' hill
And there the soldier of time has deathless rest.

Concentric circles of shadows, motionless,
Of their own part, yet moving on the wind,
Form mystical convolutions in the sleep
Of time's red soldier deathless on his bed.

The shadows of his fellow ring him round
In the high night, the summer breathes for them
Its fragrance, a heavy somnolence, and for him,
For the soldier of time, it breathes a summer sleep,

In which his wound is good because life was.
No part of him was ever part of death.
A woman smoothes her forehead with her hand
And the soldier of time lies calm beneath that stroke.
 
我还是有三点评论：
1）这首诗里的战士不同于霍普金斯诗里的，不是由他自己的出场或他的行动，而是由伤口和死亡来再现的。诗的颜色是鲜血的颜色。但是，我们看到了一个肯定性的转变。伤口被玫瑰形式化（"How red the rose that is the soldier's wound"）。而伤口本身，和玫瑰一样，是生活之美的象征：伤口是美好的，因为生活曾经如此。所以，战士是死和生命之间的一个肯定性的中间环节。
2）战士由时间构成，每一个战士都是“时间的士兵”。原因在于战争，现代的战争，并不包括由伟大武士出演的光辉战役，而是对数百万名无名战士的漫长折磨。但是，这里的时间创造了某种超出时间之外的东西，这里的死亡创造出某些死亡之外的东西。整首诗在时间和不朽之间建立了一种关联。“The soldier of time grown deathless in great size”，我们在此获得了人像的最终力量。战士携带着某种伟大的东西，因为他在时间和不灭亡之间发明了一道关联。
3）最后，我们可以说战士是“太阳的清白”的新形式，是夏天的创造力量的新形式。在死亡之夜，夏天出现了：“就在此夜，夏天为他们而呼吸。/ 他的芬芳，沉重的困倦，而为了他/为了时间的战士，它吐纳一场夏天的睡眠。”这就是为什么，战士完全不在宗教牺牲的形式中。他就是生命本身，暗夜里的夏天。
我们能得出什么结论？战士是两种重要特征的现代象征，象征了人类在自身限度之外创造某物的能力。首先，这一种创造能力可以是内在的，不依赖于宗教信仰。其次，这一创造在时间自身之内获得永恒，而不在时间之后。但是，这两首诗中人像的界限也很明显。在霍普金斯那儿，我们看到一个基督教的范例。战士重复死亡和复活之举，人能变成上帝，霍普金斯如是说。然而，如果正如尼采所教导的，上帝已死呢？在史蒂文斯那里，通过伤口和死亡的诗意变形，夏天和太阳得以忧郁地幸存下来。然而，如果说战争，在我们的时代，已经转变成一场晦暗不明的屠杀呢？
战士的诗意变形也是这一人像终结的美好开端。我们的任务非常明确。我们经历了贵族化的武士，也经历了民主战士的阶段，但是我们并没有迎来历史的和平终结。相反，我们生活在困惑、暴力和不义之中。我们必须为我们的集体行动发明新的象征形式，也许不在全球化的否定和终极战争的背景中，而在区域性的肯定和无止尽的冲突之中，我们必须找到一个新的太阳，换句话说，一个新的精神王国。正如史蒂文斯所说，"The sun is the country wherever he is."
 
 
 
 


 
 
 

[i] Alain Badiou,法国当代哲学家，小说家，剧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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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虚无主义，欧洲神话机器及其它

伊索尔 发表于 2009-05-11 00:03:23

在《世纪》（The Century,2007）的篇末，巴丢引用了法农（Fanon）对“新人”的召唤，试图把欧洲意识从“恶梦”图景中唤醒：“对于欧洲，对于我们自己，以及就人性来说，同志们，我们必须翻开新的一页，我们必须设计新的概念，必须使新人得以立足。”保持新人（new man）这个概念的真实性——使它不指向假名和空名——首先意味着廓清“恶梦”的否定性内容：其一是“积极虚无主义”，其二为欧洲神话机器。“在无数方面，20世纪以‘新人’为目的的积极行动都变成了积极虚无主义的抵押品，在这一种由尼采定义、被无数人重写的虚无主义中，主体承担的那种常常令人兴奋、而最终把人压垮的重负展现在设想，不是，是加速了一种绝非由他们自身所开创的运动中，这场运动的假想主体（大写的历史，大写的资本，大写的存在）在一种无法救赎的牺牲中变成新奇的东西，人则变成了一种‘媒介’，光荣却又悲惨，可憎又被奉为偶像。”而欧洲的神话机器持续地推动着“恶梦”的进程，因此，“必须发明新方法，使‘欧洲’这一能指下的神话机器停止运作，[它]依然统辖着那些困境和矛盾，[在其中]‘死人的传统’……用马克思的话来说，‘重重压住活人的脑袋就像一个恶梦’。

匈牙利哲学家Patocka为人的这一形象所添注的正是一门力的形上学。“人和（大写的）存在（Byti）之间的关联被终止了，他转而变成一股强力，最强的诸种力之一。[这一最高级的形式实际所指的是，人使其自身和世上最强的诸种力处于同一关系中。]尤其是作为一个社会性实体，他变成了一个无边无际的传送器，发送传播着储存于某一永恒之中并且为这一永恒所牢牢紧锁的诸种宇宙之力（cosmic forces）。情况仿佛如此：在纯粹力量的世界里，他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蓄电池，一边开采和剥削这些力量以求得生存和繁衍，与此同时，出于相同的理由，他像插头似的被插入同一套电路循环；他被储存起来，被量化，被开采剥削，被操纵和控制，和其它的力体系如出一辙。”个人主义、无聊感以及面具的普及都是内涵于科技现代性的真实。

在大众文化所呈现的无数个“变身”的瞬间，我们也捕捉到了被放大的这一类形象。比如，希瑞变身的场景，阿多拉高喊着“我叫阿多拉，霍曼的亲妹妹。我是水晶城堡的保护者。这，是顺风马，我的坐骑。有一天，我获得了奇迹般的秘密，当我抽出剑说道：“赐予我力量吧……SHE-RA，SHE-RA，SHE-RA，SHE-RA，SHE-RA，我是希瑞……”。只有几个人知道我变成希瑞的秘密，他们是希望之光，拉兹夫人和考尔。我和起义军的朋友们一起，为解救以希利亚，与罪恶的霍达克进行着战斗。”（1988，北京电视台译制）电视画面上所发生的无非是人向某种力体系的转化，主人公一跃而成为纯粹的力，犹如一场核能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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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算

伊索尔 发表于 2009-04-22 07:09:05

近期读过的小说中，《暗算》（麦家，2007）最能触动我的评论神经。其中，“听风者之瞎子阿炳”和“看风者之陈二湖的影子”尤其耐读（简直令人兴奋）。
从整体看，一个日常运作的机密机构和一个公开机密的特殊“解密日”是讲故事的人手上的“正”“反”两股提绳，而提线偶人们的生命活动则把共和国的历史记忆和政治经验——在公共话语中日渐变得支离破碎的一套感性数据——灵活地调动了起来，使之成为可见而合法的一种叙事练兵：一切矛盾（伦常的，国族的，性别的）都以“国家安全”（或曰“荣誉”）为名，在一个“超级能指”的统摄之下，获得临时的妥协。而这一点，在“后社会主义”（postsocialism）中国的写作中，毫无疑问，是症候性的。那些身怀异禀、热衷于竞技的职业狂人（特工）难道不是改头换面地出现在职场小说中，从而成为另一类传奇中的模范人物吗？这里有趣的一点就在于，这个超级能指始终处在滑动过程中，并最终形成了一个超级能指链。[一位敏锐的读者指出，小说中几位主人公的死亡，直接或间接地和他们的性事有关，我们似乎确实遇上了一个Ur-super-signifier？] 
因此无论“特情小说”还是“新智力小说”都是浅见的命名。我倒愿意尝试把麦家的小说看作“黑色电影”（film noir)的一种新生态，假如说后者以影像的方式“传播着现代大都会的神秘”，塑造了“反英雄的英雄”，那么在前者之中，我们难道没有发现一种文字的缝合术，它一笔一画地把日常生活中活生生的平凡之人（乡村弱智、海归博士、越南裁缝）铭刻在“匿名英雄”的无字碑之上，继而在英雄缺席的“后意识形态”世界中实践着幽灵学的种种返回套路吗？正如詹姆逊提示我们的，侦探小说这一小说类型的全部奥秘就在于我们必须在一个封闭的过去，在一个closure（一次事故，一具尸体，一场灾害）之中，寻求一切问题的原因--而未来不存在。
电影研究中的缝合理论（suture theory）指明了由摄影机取景镜头限定的影像真实性，进而帮助我们从影像叙事的连续性中脱身，从方法论上来说，我们可以作出一个类比：解构学处理文本的前提在于承认一种文字的蒙太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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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日（2）

伊索尔 发表于 2009-03-03 08:34:31

 

     ——草长莺飞

 

他们“占领”了活动室，他们在阳台上

尖叫，敲栏杆。摘下鸭舌帽，很拽地，

冲警察鞠一躬。大街上，有人卖力地鼓掌，

有人懒洋洋地摁响春风的喇叭。“财政补贴！”

“学校被占领了！”哦，多么多么“新浪潮

 

的脸”。我手握一杯热茶，轻微澎湃着。

不是吗？我看见了让·皮埃尔·利奥！

看见了安娜·卡利娜！无畏的青春面具。

一帧帧丰满的时间，就像一场流动的节日，

在两次振臂高呼之间，注入挤眉弄眼的

 

记忆幽灵。假装小报记者，我抖擞地

冲上旁边的高楼（我承认，顺便模仿了

侧翼包抄的狙击手）。然而，无法“放大”

激情的照片。二楼，他们逼视电脑屏幕，                                  

几个吮吸奶嘴的婴儿；五楼的男分析师，

正精神按摩着女病人；四楼会议如火如荼，

 

如玻璃缸里的热带鱼。阳台是孤岛。

而第二次发生的，也只能是闹剧。

如果换一个角度，真相是否更真实？

自由是否更相对？历史是否更加情节剧？

来不及细想。晚霞的口号，打乱了一天的

学习计划。失火的霞光，在城市的水泥睡床上

 

部署炸药。节日修饰了你表面上的一如往常。

 

2009-2-19 “学校被占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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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日（1）

伊索尔 发表于 2009-03-01 00:21:41

 

一个蓝得发烫的黄昏，我独自出门，

穿过熟悉的街区，去领取陌生的星辰。

它们钉在隧道的两边，是什么人，

把它们身上的栅栏，已全部拆毁

 

又尽数保存，堆放在结冰的工地上？

来到一个节日，我闯入一座牧场，

金色的星斗，腰肢柔软，向我致意，

一转身，却把肮脏的奶牛拥抱，

把混浊的乳汁传递，就像街边轮椅里的

 

无腿老兵，忽然哼起一支色情小曲。

路灯下，人群缓缓起舞，在他们脸上，

我看见了下坠的飞鸟，飞鸟的悲哀。

就连严格的寒风，也为之乱了方寸，

它摇晃着篮球场上的秋千，一把抓住

 

迎风的嗓门。你过于瘦弱的身体，也许

无法承担礼物的惊喜。终于，我走进

一间咖啡馆，一个通宵的读书会，

正殷勤地，把时间的案卷呼呼地翻阅：

 

节日的款待，勾兑了一场元宵的火灾。

而远方的礼花，抵达时，却分秒不差，

它的图案和节奏，甚至更符合疼痛的形式——

那噼啪燃烧的，岂不是凭栏尽毁的星辰？

 

工地上的人早已走光，还有谁，与我同去

拜访天空的废墟？出发前，请把玫瑰点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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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

伊索尔 发表于 2009-02-28 01:32:19

               ——读西川《秋天十四行》有感

 

沉默了太久，我早已把鸟语演练得纯熟，

辩论，提问，虚张声势。那一天的黄昏

却使我惊醒，听见一座睡钟，哀鸣般地报时，

在警笛和风铃，声声入耳的城市。

 

多么安静啊，却又如此的喧闹。

一堂堂漫长的讨论课，短暂旅途上的

欢声笑语，犹如一阵阵急雨

敲打着时间的斑鸠。你说，就让风

把孤独的树叶热情地吹响。我赞成

 

却不禁低头，在黑黢黢的灌木丛中，

寻找玫瑰风暴。它曾环绕徒步者的脚踵，

以雷鸣启发春天，以荆棘试探静寂；

转身就把自己撕裂，像一道破碎的闪电

撕咬昏睡的海洋，电击大地的心脏。

 

于是我抬头，仰望星空。星星们互相搀扶，

成倍地繁殖，练习疯狂，也练习着发光。

一颗颗通讯卫星，吹着口哨，将它们驱赶，

使它们黯淡，把新的幻觉缔造，

使旧的星象复活：以拯救的名义逍遥。

 

“预感到什么，就把什么担当”。是的，

走了太多的路，我把出发时的欢送会

全当作了耳旁风，一夜一夜地呼啸着。

多么壮观啊，那一丛丛受惊的乌鸦，

接管影子的危机，修改了风的路线……

                                                          在秋天来临前

 

还来不及放声咒念的人，请把额头的

冰袋用力向太阳掷去！我——拒绝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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